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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羅馬書是一卷極具影響力、甚至可以算是對基督教歷史而言非常重要的書卷。 與此同時，由於充滿着與「稱義」、「信」及「罪」有關的內容，既豐富、又艱深，不但令讀者閱讀時覺得困難，更常常成為了很多神學家的研究對象，視之為「基督教信仰的定義和核心的教導」。然而，當學者們紛紛以羅馬書作為一卷神學作品去研讀，甚至將其分析、解構，更將不同的神學主題「對號入座」，是很容易忽略了作者的本意。所以，筆者十分贊同Robert Morgan的看法，我們在閱讀羅馬書時，不應過於狹窄地只將焦點集中在神學、文學或歷史等學術性的研究上，而要讓文本本身帶領我們明白作者想表達的是什麽，甚至作者並沒有表達什麼，尊重並尋找作者真正的意圖。^[1]Robert Morgan, Romans, NT Guides (Sheffield: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, 1995), pp. 10-12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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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神學與其歷史文化背景的關係

保羅書信的內容主要是由「非猶太教」、「通用猶太教」、及「猶太彌賽亞」的資料交織而成的。保羅有著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，既是希伯來人，孕育於法利賽人的搖籃下，非常熟悉舊約摩西律法；又是羅馬公民，除希伯來文、拉丁文外，更十分精通希臘文及其修辭技巧，能言善辯，令保羅成為善於將希臘修辭技巧和一般希羅書信體栽融合，去傳講其信息。 ^[1]希羅文化是十分重視修辭技巧（rhetoric skills）以達到辯護（defend）、遊說（persuade）、讚賞（praise）及責備（blame）等目的。這種修辭技巧主要有七部份：exordium介紹問題；narratio敍述問題； propositio論點,；probatio立論； refutatio反論； exhortatio勸勉；及peroratio重申論據及結辯（通常帶有情感的）。其中一種常見的形式是diatribe，就是以一些虛構式的對話、假設性、反問式的問題、誇張的手法作勸勉和指導，這技巧也常於保羅書信內出現，如羅馬書第二章、第六章、加拉太書二至三章。可參：Michael J. Gorman, Apostle of the Crucified Lord: 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to Paul and His letters (Grand Rapids, MI.: Wm. B. Eerdmans, 2004), pp. 83-86. 這些獨特的背景更使他成為當時「去解釋從猶太教分別出來的基督教信仰」最合適的人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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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「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就是道德混亂，道德立場呈多元性及激烈分歧，而且理性似乎對解決這些分歧也無能為力。」 ^[1]關啟文，《上帝、世俗社會與道德基礎- 當代宗教哲學的探索》（香港：天道，2006），頁13。

這句形容現今社會的評語，筆者認為實在非常貼切。的而且確，隨着「世俗化」、「個人自由主義」的抬頭，「性解放浪潮」（或稱「性革命」）已深深地震撼着這個二十世紀，而同性戀解放運動^[2]根據羅秉祥博士的定義，「同性戀解放運動」是指在社會中，積極爭取同性戀者在社會的權益、自由，如爭取不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、同性行為非刑事化、甚至同性婚姻合法化，雖然各地的同志運動的意識形態都有差異，但其最終目的都是達致「同性戀」者能與「異性戀」者一樣，擁有完全相同的、平等的、全面正常化的地位及對待。

關於爭取同性戀非刑事化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，甚至性傾向歧視法等討論，可參：羅秉祥，《黑白分明 – 基督教倫理縱橫談》，第七版（香港：宣道，2000），頁75；關啟文，《是非、曲直 – 對人權、同性戀的倫理反思》，第三版（香港：宣道，2007），頁53-76。 絕對是性革命的先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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